中国多地出现不满公立学校转而在家上学案例

　　北京日日新学堂的孩子们在练武术操。

　　“从公办学校里出来，进孙瑞雪教育机构，然后又出来自己带孩子‘在家上学’。在我原来的生活圈子里，算是特行独立了。然而，这次研讨会才真正让我看到什么叫‘小巫见大巫’……”

　　广州六月小学堂创办者叶万红，在博客上如是述说自己参加“在家上学”项目启动研讨会后的感受。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办的这个研讨会，前不久在云南大理举办。

　　当下，许多中国家长尤其是城市中的家长对中小学教育有诸多不满。他们认为目前学校教育中的教学内容、教学方式、教学效果、评价手段等多个方面都不能让孩子真正体会到学习的快乐，不能高速有效地吸收到有用的知识，不能掌握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学习方法。于是，有些家长用行动表达不满：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进入私人办的私塾、学堂。

　　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，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东、浙江、江苏、湖北、云南等地存在大量在家上学的个案。教学阶段涵盖了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乃至高中，其存在形式多种多样：父母在家教孩子，亲戚朋友把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，一个区域的孩子共同学习，小规模的私塾、学堂等等。其中有些已初具微型学校规模。

　　“在家上学”项目启动研讨会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举办的。

　　逃离北京，办中国的“夏山学校”

　　研讨会的承办方大理苍山学堂，建在云雾缭绕的苍山半山腰，面朝洱海，溪流茶园环绕，再往上走就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。

　　学堂的创办者陈阵今年初“逃离北京”，他诗意地写出了自己的想法：“为了追寻梦想的生活;为了远离都市，回归自然，有诗意的栖居;为了让孩子逃离永无止境的作业、愚蠢的考试和绝望的体制，我们逃离北京，来到大理。”

　　因为自己有孩子，梦想的生活里就不能没有理想教育，于是，就有了苍山学堂。陈阵只打算收15个学生，包括自己的孩子，希望他们在这里完成大学之前的基础教育。

　　他们具体而远大的理想是办一所中国的“夏山学校”。

　　夏山学校创办于1921年，是现代教育史上最著名的学校之一，作为因材施教的典范而被誉为“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校”。创办者英国教育家尼尔认为：“要让学校适应学生，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。”日本作家黑柳彻子所著《窗边的小豆豆》中的巴学园，就是以夏山学校为榜样创作的。

　　“我们可以给学生们提供最自然的环境，让他们在不打扰别人的原则下，在上大学之前学他们想学的，做他们想做的。在自然的怀抱里，在苍山洱海之间，在树林和茶园之间，在野生和放养的动物之间，在熏陶和自我探索之间，在自由自律之间，快乐学习。”陈阵在向这一目标努力。在今年暑假的入学体验班里，每天到山上采蘑菇成了学生的必修课。

　　陈阵到大理新结识的朋友吴刚，原来是四川西昌的一名公务员，后来辞职办起了IT公司。他的小孩早慧，上到四年级就不愿去学校读书，于是吴刚把公司停掉，带孩子客居大理。目前吴刚15岁的儿子自学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知识，思考问题已经相当有深度。吴刚认为在家上学是非常高效、放松的学习方式，儿子在家读书，经常四处游学结交朋友，孩子也有足够开阔的视野。

　　“现代孟母”做成小学堂

　　叶万红被自己的父亲称为“现代孟母”，为了给孩子寻找适合的幼儿园，这个师范专业毕业、曾经当过公办小学校长的母亲在广州搬过四五次家，在幼儿园附近租房住。今年，孩子要上小学了，却找不到满意的学校。在几位家长的鼓励下，她把家里的房子卖掉，租一套一层的房子办起了学堂。

　　“现在我想明白了，教育就应该像妈妈给孩子做的饭一样，是营养的、可口的、温馨的。”六月小学堂的教学内容依据国家课程标准，但不是整体推进，而是每天给每个孩子制定一个学习目标。每天上午是知识类课程，下午则是美术、音乐课，所有课程都不是讲授式的，而是老师和孩子们分享的方式。

　　像叶万红这样，因为孩子到了入学年龄，但苦于找不到满意的学校，几个家长自助教学，或者干脆办成小学堂的教学形式，目前在各地都开始出现。以北京为例，城区北部的天通苑和回龙观地区是这类小学堂的集中地。

　　日日新学堂就是4个家庭为了4个孩子读书、在2006年互助办起来的小学堂。现在日日新学堂在沙河边上建起了一座法式校舍，幼儿园部有100个孩子，小学部有50个学生。

　　虽然已经发展成了学堂的形式，但家长自助的特点并没有改变。日日新学堂的家长经常参与学校的事务。

　　“达到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是我们最低的教学目标，我们的课程体系和效果其实超越了新课标。”校长王晓峰说。

　　“我们的学堂不是传统私塾，不是家庭学校，不是工业化结构的公办学校，而是一个要走出一条新路来的有个性的学校，将西方的理性精神和东方的感悟式教育结合在一起，实现一种‘真’的教育。”王晓峰认为，公办学校的大班教学、齐头并进、标准统一的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家长的需要。

　　教育需求多样化催生“在家上学”

　　让众多在家上学或者互助上学的家长聚到大理的，归功于一位叫徐雪金的浙江人。他在义乌创办了“在家上学联盟”的网站，网站上不仅有各类教育信息，还有以城市为单位的分论坛。

　　徐雪金在论坛中这样自我介绍：“我，一妇男，带两个自己的孩子和外甥在家上学。大女儿7岁，不上小学;小儿子2.5岁，不上幼儿园;外甥3.4岁，不上幼儿园。”

　　“在家上学”研讨会最小的一位参与者是刚刚年满12岁的袁小逸。她一个人从义乌坐汽车到杭州，坐飞机到昆明，然后转乘大巴车坐了4个小时到达大理。

　　“我也到学校上过一两个学期，后来不愿去了，学得太慢。”袁小逸在父亲的指导下，不仅已经学完了初中课程，还写了自传《私塾女孩袁小逸》。她还是一名小先生，从4岁起就教同龄小孩，如今在父亲创办的学堂和网上课堂教英语。

　　网络时代应重新审视家庭的教育功能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选择在家上学的实践者中，男性占了大多数。

　　“这次前来聚会的‘在家上学’践行者，以爸爸居多，让我看到了男性力量的睿智、大气、承担与使命感!”叶万红感慨，她的老公也已辞职参与学堂建设。确实，在家上学公认的几位“领袖式”人物，都是父亲。

　　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研究人员看来，父亲更多参与孩子教育是网络时代的一个新信号。在工业化社会以前，下一代的教育主要由家庭完成。工业时代的社会分工细化，学校教育一支独大，传统的家庭教育逐渐衰弱甚至被忽视。进入网络时代，生活及社会交往方式发生变化，信息和知识的传播、获取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。于是，家庭教育的功能被重新正视。

　　王晓峰的观点是，工业社会之前，教育是进行全人教育，而到了工业社会，由于学校的兴起，教育就变成了技能教育，学校的功能也只是知识传承。

　　“目前，我国‘在家上学’的实践在教育理念、内容、方法上呈现多元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重视家庭教育的价值，重视家长的直接参与，强调对儿童的爱和尊重，实施以每一个学生为本的个性化的教育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，“这一实践顺应了社会结构分化、教育需求多样化的发展趋势，对于增加教育的选择性、丰富性和提供高品质的教学，满足不同群体的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价值。”(本报记者 李新玲 文并摄)